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原则和要求


 发布时间:2021-01-16 15:59:39

制度的恒定,正是为了补救个体命运的偶然,减少冤错、促进公正。同样重要的还有纠错的及时性。法谚说,正义可能迟到但不会缺席,然而,如果正义迟到得太久,以至于错过了一个鲜活生命时,正义又如何体现?在今年10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主动披露了一起“徐辉强奸杀人”的

跨越追逃追赃的壁垒和难关,须把握“三流、两库、三能”,在落实宣言的行动中掌控话语权。所谓“三流”,就是对涉逃涉赃的人员流、资金流、信息流加强预警监测和互通共享,对嫌疑人及其利益相关人实现高效识别及痕迹管理。所谓“两库”,一是追逃追赃典型案例库,二是侦查缉捕工具方法库,以便各国专业人士分享操作经验,加强侦测、调查并起诉腐败、贿赂、洗钱与非法贸易等方面的专业培训。所谓“三能”,一是国内法治能力,如修订完善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强化对腐败罪犯进行缺席审判、没收违法所得等国际通行司法打击;二是国际谈判能力,比如借宣言之余热,与美、加、澳等APEC成员国在引渡条约、司法协助、反洗钱等领域的谈判加温,促使更多“避罪天堂”关上大门;三是精确打击能力,对外逃贪官的主要目的国和重灾区实施定向合作,提高追逃追赃特别是“人赃并获”的成功率。

(12月22日新华视点)税收法定原则在近年来第一次受到普遍关注,源自2013年的全国两会中,人大代表赵冬苓联名31位人大代表提出征税权应收归全国人大。这一提案所对应的正是我国低层次的税收立法现状:现行的18种税中,只有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车船税3种税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开征的,剩余的15种税则全部由国务院制定暂行条例开征。此一格局与税收法定原则已然多有出入。在一个法治国家,税的征收理应是非常严肃之事,其至少应该体现在,具备法律依据,立法征询并能代表普遍民意。

已徙已流,而又犯罪者,依律再科后犯之罪。其重犯流者,依留住法,三流并决杖一百,于配所拘役四年。若犯徙者,依所杖数,该徙年限,决讫应役,亦总不得过四年。其杖罪以下,亦各依数决之,其应加杖者,亦如之。”可见,唐以后各代刑法典均是以《唐律疏议》中的内容作为它们规定累犯制度的模本。这种情况持续约一千二百多年,直到1906年沈家本组织制定《大清新刑律》,影响不可谓不深远。在我国,首次在刑法中使用“累犯”一词的是清末宣统二年(1910年)颁布的《大清新刑律》,其在第四章规定的累犯罪使用了累犯一语。

这也成为中国式的“禁止双重危险”机制。当地警方有权对这个案子重新立案侦查,追查真凶。但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不可以把念斌再列入犯罪嫌疑人。之前念斌在监狱里整整8年,期间当地警方都没找到充分的有罪证据,所以念斌才会被判无罪。然而在8月22日的无罪判决之后,9月警方又重新将念斌列为嫌疑人。8年当地警方都没有找到的证据,在念斌被判无罪十多天之后,居然就“找到了”?其实目前进入某种悖论中——对已经被宣判无罪的念斌,将念斌列为嫌疑人必须有“新的证据”;而目前案件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可以不公布相关“新的证据”。

就司法现实来说,我国法律虽未直接明确“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却明确了二审终审、无罪推定、保护当事人人权等原则,不允许随意启动程序推翻已生效的终审判决。比如,呼格吉勒图杀人案是因为赵志红自供“真凶”,并且准确指认了现场,对被害人身高等细节有清晰的供述,这足以构成“有新的证据”,动摇原判决的正当性,所以就应启动再审程序。同理,相关司法解释也规定,对于已经宣告无罪的案件,除非有“新的事实、证据”,否则不接受重新起诉。

特殊累犯的打击范围有所扩大,成立条件比原来更为宽松。可见,修正案(八)对特殊累犯修改的总体立法倾向是打击犯罪,这与一般累犯保护法益的立法倾向完全相反。既然如此,就不能认为与一般累犯立法倾向完全相反的特殊累犯,也要像前者一样要求犯前罪的年龄必须是年满18周岁。根据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有关规定,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一样,初次实施上述两种犯罪的年龄只需年满16周岁即可。最后,“有利于被告人”原则是有特定条件的,不能随意扩大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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