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精神病患者持刀伤人 法庭裁定强制治疗


 发布时间:2021-04-14 09:03:42

告医院讨回道歉和3万赔偿为讨要说法,汪飞将医院告到二七法院。律师认为,医院非法收治正常人,限制汪飞人身自由80多个小时,严重侵犯他的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要求赔偿20万元。院方逼迫他吃药,并遭到无端捆绑、殴打,严重侵犯他的身体权、健康权,要求赔偿10万元;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2009年6月8日,吴春霞的劳教处罚撤销。当年12月10日,吴春霞告河南省精神病医院和参与送治的小桥办事处侵权。2011年3月,拘留处罚被撤销,吴春霞获国家赔偿1423.3元。2012年6月15日,周口市中院终审判决河南省精神病医院和参与送治的小桥办事处“共同赔偿”吴春霞14.5336万元。吴春霞还将公安局告上法庭,请求法院确认公安局将她强送河南省精神病医院的行为违法。2013年5月6日,周口市中院一审判决吴春霞胜诉,周口市公安局第六分局不服遂上诉。昨天下午,此案在河南省高院二审开庭审理。

刘刚当庭拿出被告提出的荣军医院年度校验记录单,表示其缺乏2008、2009年两年间的校验记录,刘刚认为在他入院的两次中,该院连治疗精神病患者的资质都不具备。被告律师辩称这是工作失误,可随时提供这两年该院的校验记录。刘刚还指出,临沂市荣军医院涉嫌伪造病历。他给记者提供的两次入院的“诊断证明书”复印件上,相隔半年的两次入院,门诊号均为8148,住院号均为4618,且缺乏证明书编号,或其编号被书签遮住。医疗人士告诉记者如果两次门诊号均为同号,尚有一丝可能,但同一个人,两次入院,门诊号及住院号均为同一数字的可能性为零。

儿子小杨(化名)每月工资仅千余元,媳妇没工作。一家人日子过得很艰难。翟勇告诉记者,阿平之所以没进精神病院接受专业治疗,确实因为没钱。小杨无奈地说,精神病医院嫌母亲年纪大了,而且又有冠心病,难以照料,而且又交不起医疗费。而他在东塘某超市工作,只能下午下班回家照看母亲。他知道放任母亲独居在家既不安全,又有可能打扰邻里,但实在别无他法。政府和NGO联手或可解难来自市民政局2010年7月26日的统计显示,长沙市约有3.8万余名精神病人,其中贫困家庭精神病患者达到2万余人。

但当下出于被歧视、病耻感等原因,精神病患者对自己的病情多难以启齿,甚至宁愿自己支付药费,也不愿走公费报销,以免被他人取笑,因此对于草案中的该条文,不论是精神病患者、医务人员还是法律界人士都对其是否具有保障患者的正当权利不受侵犯、保证正当就业权等功效表示质疑。“残疾人保障法中有一条是各单位要按照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据此,精神卫生法应加入‘按比例安排精神病人就业’内容,如不安排的话就缴纳保证金,精神病人也属于残疾人的一种,为什么在权利保障上不能同等对待呢?”唐宏宇说,每个单位应按照总人数的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这需要精神卫生法的配套细则进行明确要求。>>观点一般精神障碍患者只要经过治疗,且坚持服药一段时间,即可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学习中,即使是处于康复期的重性精神病患者中,除了1/3很难治愈外,另2/3也可以回归到社会中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但实际只有1/5能回到社会的工作岗位中。回归社会将大大降低其病情的反复发作性,但需要社会广泛的尊重、接纳和理解,法律中应有明确的引导性和可行性规定。——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唐宏宇(记者李秋萌)。

起因2011年,易某珍与哥哥易某明、易某强发生经济纠纷,母亲陈某授意兄弟两人将易某珍强制送到安溪县第三医院,并向医院述称易某珍“敌对亲兄弟、兴奋冲动”误诊随后,易某珍被医院初步诊断患有偏执型精神病,并在医院非自愿性住院治疗57日赔偿医院将原告易某珍诊断为偏执型精神病并收治,存在过错,需承担主要责任,赔偿原告38975元因为经济纠纷,被哥哥送到医治精神病的安溪县第三医院后,安溪女子易某珍认为自己“被精神病”,故向法院起诉。

在“非自愿收治标准”“监护人判定”等内容受到各界争议的同时,“列入财政预算”的条文被医学和法学专家认为“形同虚设”。参与起草《精神卫生法》的医学专家、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唐宏宇称“政府必须确保有足够的财政投入来支持法规的实施”,也有专家认为“必须明确财政投入的比例和金额”。财政投入焦点一“列入财政预算”被指无执行力“草案中的亮点很多,但财政保障这一基础问题却没提及。”唐宏宇说。作为参与起草《精神卫生法》的医学专家之一,在1999年至2007年间,他共参与研究论证了第11稿至第17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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