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风廉政建设 重大决策


 发布时间:2021-03-09 18:48:11

除公民检举、媒体曝光等情况外,可启动问责调查的还有决策失误、工作失职、监管不力、滥用职权、不作为或执行不力、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有关规定等。《办法》明确了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等五种问责方式,规定了按照情节轻重、损害后果、影响程度大小

这就是决策失误。决策失误在国内很难被追究,就算追究也是因为工程出现了质量问题,出现了权钱交易。如果没有这些问题,可以说几亿元摆设的工程也仅仅是通报一下而已,对于头上的乌纱帽没有什么影响。而很多地方为了鼓励干部多干事,还出台了《决策失误免责规定》。正是我们对于决策失误的包容,才有了一个个花费巨额资金最终却沦为了摆设的工程,才有了刚刚建好的大楼被爆破的尴尬,浪费的是宝贵的资源。这其实是一种犯罪。正如黄副书记拍板的灌溉工程一样。如果不是他自己良心发现后痛哭流涕的话,你会知道有这样一个成为摆设的工程吗?真心希望让副书记痛哭流涕的不是良心发现,而是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郭元鹏)。

然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行政决策的民主性、科学化在政府工作中相对较弱。个别领导干部民主与法治观念淡薄,“官本位”权力意识浓厚,决策习惯于个人主导、事先定调,“拍脑袋决定、拍胸脯执行、拍屁股走人”等严重不负责任的现象依然存在。一些政府部门虽然也制定了民主决策和科学论证的程序规范,甚至还有集体讨论、风险评估的制度及相关的内设专业部门,但当决策项目实际来临时,却还是主要领导一个人拍板、定案,制度、规范形同虚设。

而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就曾明确表示,根据《江苏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限牌与否,最终决定权不在市政府,而在同级人大常委会。这样的规定是2013年修订相关条例时专门针对“一夜限牌”现象特别增加的,目的就是要保证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由此可见,政府、两院的重大事项经过同级人大常委会讨论再决定,可以使决策更加科学,更容易获得民众的认同,充分保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程序正义。

法治政府应当是透明政府。只有透明的政府才能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更好地接受社会监督,确保政府权力依法行使,成为法治政府。这就要求大力推进政府信息公开。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事项外,政府作出什么样的决策以及如何决策都要向公众公开,行政执法的依据、程序和结果都要及时公布,以方便公众监督政府是否依法行使权力。信息公开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准确、及时。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对信息采取“选择性公开”,对自己有利的就公开,对自己不利的就隐瞒,这也不符合法治政府的要求。中国人民大学 王晓烁。

根据评估结果,被评估的53个城市的平均得分为188.87分。若以总分的60%为及格线,有36个城市得分及格。评估结果表明,53个城市政府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性有一定认识,相关制度建设框架基本形成,但也存在整体水平不高的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法治政府建设中存在形式主义倾向。一些地方政府对依法行政的组织推进工作呈现模式化、套路化,停留于口头承诺,缺乏实质举措;部分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过于简略、粗糙,多宏观和原则性规定,少可操作举措,对行政权力刚性约束不足;一些制度,如行政问责等,有规定无落实,实际中运用非常有限;部分制度如行政审批网上办理、投诉举报处理,实际效果低于其形式规定。

省高院鉴于“被上诉人平潭县人民政府怠于履行举证责任,在一、二审期间均未向人民法院提供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事实的法律依据”,在终审判决书中确认被上诉人作出的关于征收福建远大船业有限公司船舶修造厂的决定违法。尽管高文华持有省高院作出的终审判决书,但眼前这起索赔损失的行政诉讼进展迟缓,令他忧心忡忡。法治政府需要厘清权力清单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二楼一间办公室。应松年教授听完记者对福建远大船业有限公司与平潭县政府行政诉讼调查采访的介绍后,就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旨意作了通俗解读:行政诉讼就是在行政机关行使权力时,公民权利如果受到侵害,可以到法院去提起诉讼,由法院来审查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合法。

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满意率连续8年提升,达到90.61%。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2009年,陕西省GDP增长13.6%。规范评估 “两办”提出6项要求为规范风险评估工作,今年7月5日,陕西省委、省政府“两办”下发《关于建立重大社会决策和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意见》,对全省各级提出明确要求:各级要进一步促进决策的民主化、法制化、科学化,使重大社会决策和重大工程项目符合法律、政策、省情、民意,努力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化解稳定隐患、规避稳定风险;当发展与稳定冲突时,必须坚持稳定优先;凡是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关系较大范围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调整,关系相当数量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措施,关系相当数量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工程项目,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就业、环境保护、行政性收费、价格调整等敏感问题,涉及少数民族群众和信教群众的重大事项等,都要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围绕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可控性4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科学评估;各级党委、政府负责领导、组织重大社会决策、重大工程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重大事项的提出部门、政策的起草部门、项目的报建和实施部门是负责组织实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责任主体。责任主体承担稳定责任;评估事项实施后,责任主体要全程跟踪并做好后续预测评估,及时发现和化解实施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完善相应的措施,确保决策、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和项目建设的顺利推进。(张贵祥唐战伟台建林)。

”高存山说。“燎原”之势2010年8月,作为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的应松年曾组织国内数位知名行政法学者对《湖南行政程序规定》做实施效果评估。应松年说,“某些地方确实存在选择性执行的问题,但总体而言,有些制度发挥了非常好的效果,比如通过‘三统一’制度,红头文件的数量大为减少了。”在他看来,这些效果也将在山东立法后显现出来,并吸引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尝试行政程序立法。今年4月1日,《汕头市行政程序规定》在经济特区中率先发布。

而严惩冤案制造者,也是避免类似悲剧再次上演,杜绝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受害者的可能。我们不但要追究、严惩呼格案的办案人员,而且要把它作为典型案例。在公检法系统的重要文件、历史档案、各种文献和教科书中做详细记录,作为中国在依法治国道路上经受的沉痛教训,警示他人,警示后人。四中全会要求“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决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该及时作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严格追究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对该冤案实行倒查制严惩责任人,是落实四中全会决定的具体体现。对于死去的呼格吉勒图而言,这份无罪判决是太迟了。但我们不能责怪正义,不能因为正义的迟到而谩骂。正义的到来,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在进步在发展,稳步走在依法治国的大路上。(王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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