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决策能力


 发布时间:2021-03-07 04:06:08

媒体曝出栖霞区北十里长沟东支柳塘段黑臭、排放化工废水等问题后,栖霞区环保局局长、副局长、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领导等一干相关责任人日前受到南京市纪委问责处理。纪委事后问责,亡羊补牢之举无疑具有警示作用,而提前预防才是关键。对于环境保护,政府决策应引入事前、事中评估机制。纪委作为监督机

行政立法、决策、执法、监督都要有规范的程序”。会后,姜大明提出山东在行政程序方面要加速立法。高存山和他的同事受命组织力量进行立法前的论证。高存山说,“对政府官员来说,程序是把双刃剑,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可以提高行政的质量和效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对政府自身权力的规范,必然会遇到阻力。”高存山做了三件事,一是考察兄弟省份的成果,并到湖南调研;二是整理单行法对程序作出的规定;三是对国外行政程序立法状况进行研究。2010年4月初,高存山到井冈山学习,为了赶时间,直接从江西去了湖南。

此外,为防止利益冲突,今后成都还将制定公务回避、利益回避、职务回避、特定关系人回避等规定,并专门提出“加强公职人员离职后的再就业限制”,加大对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情况的抽查核实力度,对可能违反回避制度、涉嫌利益冲突的,及时组织调整。不想腐的保障机制培训政治意识和规矩教育在建立健全不想腐的保障机制方面,戴德军介绍,成都将加快制定关于公职人员学法用法考核的实施办法、制定加强廉政教育的实施意见、修订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见等。按要求,成都将分级举办领导干部廉洁从政专题研修班,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和纪委书记(纪检组长)每年至少为本地本部门党员干部上一次党风廉政教育课。抓好先进典型示范教育,每年有计划地树立一批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先进典型,适时通过内部通报、公开报道、先进事迹报告会等形式开展宣传教育等。(记者 陈碧红)。

“辩论是真理的筛子。”辩论可以采取网络实名方式,也可以采取专题辩论会形式。试行票决制度强化履职意识“在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过程中,对重大事务进行集体讨论时,可探索试行实名票决制度。即在广泛进行讨论、实行决策参与者实名票决基础上,再由行政首长根据票决结果最后定夺。”韩建敏说,这样有利于强化决策参与者履职意识,固定行政问责必须的证据,而且便于社会监督。韩建敏认为,具体实践中可以规定:政府全体会议议决的决策案,可以实行简单多数决;政府常务会议的决策案,必须实行绝对多数决。同时,也可明确规定在应急、抢险、救灾等特殊情形下,政府行政首长也可行使直接决定权,对试行实名票决可能带来的效率不高问题予以补救。记者李想。

5月4日,一家网络论坛出现帖子称,“广西桂林市永福县委书记黄永跃顶风作案,在2014年春节前,组织开会决定给该县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发过节补贴,给全县26名领导干部发了上百万元津贴、补贴。”目前,桂林市纪委已经针对这则网帖所反映的问题展开调查。(5月5日新华网)@张海英:永福县委宣传部回应称,“网帖所反映的情况,大部分内容和事实相符。”那么,一项集体决策何以变成“集体腐败”?从网帖描述来看,永福县委书记黄永跃召集部分县领导开会,黄永跃在会上说,“快过年了,给大家发点补贴。”显然,这是主要领导的提议,但恐怕不是一个人的决定,而是相关领导集体决定。实行集体决策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个人腐败,但集体决策却变成“集体腐败”,这个问题值得反思。(本报)。

对于深圳,习近平的感慨很多,感触很深。他说,深圳的发展是一个奇迹。“1978年我去的时候还是一个渔村,现在变成这么一个了不起的城市”。“面临改革大潮,我们要做改革的弄潮儿,要有强烈的历史担当精神”。革命战争年代冲锋陷阵、英勇献身,现在,就是要勇于改革、善于改革。如何善于改革?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白天认为,必须树立法治思维,以法治方式行使国家权力,按照现代国家治理方式行使立法权和监督权,做到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同步。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改革决策制定、改革措施推行和改革结果评估的过程。如果改革决策过程不纳入法治轨道,决策内容不设定法定范围,拍脑袋、乱拍板、拍错板的现象必然发生。(特派北京记者 黄丽娜)。

18年前,一个无辜生命以法律的名义被枪决。18年后,内蒙古高院的法官当着呼格父母的面,宣布1996年“4.09女尸案”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无罪。18年冤案终于昭雪,法律终于还呼格家人一个公道。正义虽然迟到,但万幸没有缺席。这份公正的裁判告慰了逝去的生命,也体现了司法进步,将是依法治国道路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点赞。虽然案件得以昭雪,但社会各界更关注的是对相关责任人的追究,因为像这种冤假错案不能最后总是由国家一赔了之。

论对政府法律事务的熟悉程度,法治部门人员未必逊色于一些律师。而且,法律顾问也非新鲜事物。统计表明,目前,我国约有23500名律师受聘担任各级政府部门的法律顾问,占到全国律师总数的十分之一以上。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是依然存在大量的决策违法行为吗?要在两者之间画等号,必须回答为什么要请法律顾问。现实中,一些政府法律顾问所做的工作,仅仅只是为政府提供简单的法律咨询、民事和行政诉讼,甚至只是为了陪同领导接访。一言以概之,只是给文件把把关、帮政府“减麻烦”,而不是全方位全程性地介入政府的日常工作。

例如,税收法定是基本的法治原则,税收法规权只能由最高立法机关以法律的形式制定,而不能由行政机关以行政立法的形式自行制定,否则就有行政权超越立法权的违法嫌疑。以时下颇为热门的京津冀一体化为例,京津冀一体化被提升为国家战略的区域性综合治理和发展规划,尽管政策决策和引导的色彩颇为浓厚,但归根结底要落实到法治层面。笔者认为,京津冀一体化既需要政策引导,同时也需要立法促进和法治保障,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京津冀一体化进程,将京津冀一体化纳入法治轨道,京津冀一体化其实也是立法同行、立法推进和立法保障的法治化。

长年出入生意场的她,对官场腐败深恶痛绝。“过去只是熟人间议论腐败,发发牢骚。以后不同了,再有发现官员腐败,我也会选择网上公开举报。”她说。新华网最近一项“你最愿意用什么渠道参与反腐”调查中,75%的人选择用网络曝光,而选择通过信访、审计等官方渠道的不足10%。中央党校副教授吴辉指出,网络反腐较为透明,举报信息公之于众会形成较大舆论压力,倒逼有关部门调查,往往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传统反腐体系有一定的封闭性,举报查不查往往由领导说了算;而且反腐渠道层级多,环节多,效率慢;同级举报人容易受干扰,有时甚至遭故意回避。

兴华 六治 张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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