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斌案谈我国的法治建设


 发布时间:2020-10-29 19:04:35

焦点二聂树斌案是否可以聘请律师并阅卷?最高法院有关人士指出,山东高院将按照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相关程序要求复查聂树斌案。具体复查工作严格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法开展。刑事诉讼法第241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

但梁某在警方调查取证时,并没有证明自己曾经丢失过花上衣,更没有辨认过聂树斌供述的作案用的短袖上衣,是自己丢失的衣物。李树亭还说,侦查机关也从未将作为重要物证的彩色照片上的短袖上衣,交由梁某辨认过。2005年,李树亭曾去案发现场走访,在对案发现场重要目击证人焦某某、李某某的询问中,李树亭发现这二人在描述中都未提及现场有衬衣类的物品。另外,李树亭与另一名代理律师陈光武观点一致:把短袖上衣用缠绕方式或套在脖子上勒紧的方式,从物理学角度讲,由于摩擦力太大,难以达到收紧致被害人死亡的程度。

为了体现法律的严肃性,我们通知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派出两名检察员到场对我们听证会活动进行法律监督。这是出席会议人员的基本考虑。参加听证会的十五名社会人员如何选择?朱云三表示,有明确的选择条件,其中包括“没有对聂树斌案和王书金案发表过意见”:朱云三:这十五个人的构成,初步考虑是有五名法学专家学者,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这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妇女代表、基层群众代表、人民法院的监督员。大体上这么几类人员。选择的依据和标准,第一个原则是客观、公正、品行端正,第二个原则是有一定的工作阅历,年龄在45岁以上,第三个是,不能对聂树斌案和王书金案公开发表过评论。

案件进入复查,相比在河北苦苦等待的那些年,总算有了说法,有了进展,不再遥遥无期了。新京报:从2005年接手这个案子到如今再次代理,你觉得张焕枝有哪些变化?李树亭:从9年前认识,到之后几年跑河北高院和最高法,我从没见她笑过。今天从高院出来,我看到她笑了,笑得很开心,第一次见。这个案子没有人比她受的煎熬多,这是我感受到她的最大的变化。新京报:对你而言,聂案意味着什么?李树亭:我读书的时候记得一句格言,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

王书金是不是奸杀案的凶手?聂树斌有没有被冤枉?都需要依法审理。而最要不得的就是延续一审的“鸵鸟政策”,回避奸杀案、回避对聂案的再审。如果奸杀案确非王书金所为,那么更需拿出足以让人信服的证据和逻辑,说明王何以能凭空指认奸杀案的现场。8年了,很多人等了太久。这对于司法又何尝不是一个尴尬?对于正义的拖延、对于可能错案的回避,时时刻刻都在损害司法公信。二审王书金,能否给出聂树斌案的真相,为这一切开始画上一个句号。而当事司法机关若以透明的程序、坦诚的态度,依法审理王书金案,击破种种传言,还公众一个真相,也正是重建司法权威、司法公正的重要契机。相关报道见A12版。

而且,《刑事诉讼法》中也有规定,当足以影响定罪量刑的新证据出现时,法院“应当”重新审判。但遗憾的是,法院、警方都未重启对全案的调查;更让人担心的是,如果方林崽被执行死刑,四名服刑村民可能永无翻案之日。而方林崽被警方押出指认现场时,他向村民称“人是我杀的”,结果竟被警察捂住嘴带走,这也让人浮想联翩。司法实践,不能背离法律基点。对突然冒出来的认领“已破”案件的“真凶”,若口供与现场勘验等有出入,就应坚决不定罪、不翻案;但对存在明显证据漏洞的原案判决,不再审、不改判,这不是坚持无罪推定,而是涉事司法机关不愿直面疑点甚至是错误。乐平疑案,太多疑点待解。希望当地有关方面及时启动再审程序,还原真相,而不要重蹈聂树斌—王书金案的旧路,让“误会”在捂盖子姿态中日益加深。(徐明轩)。

王书金身高1.72米,比被害人高出20厘米。聂母儿子不能再背黑锅自从王书金案出现后,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就踏上了漫长的上访之路。今年70岁的张焕枝,一见到记者就表达了自己对“王案”再次开庭的看法,“至于乐观不乐观,我拿这个事儿(‘聂案’二审再次开庭)不往心里去。”假如王书金“翻供”,说石家庄这起案子不是他做的,“我也不管”。她认为,不看“王案”对“聂案”的影响,只看“聂案”本身,也不能直接给她的儿子定罪。她解释说,玉米地有个女的被强奸杀害了,现场没有脚印、没有指纹、没有做精子DNA鉴定,“怎么就说我的儿子强奸杀人了呢?”对于王书金供述了“1994年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张焕枝认为,这实际上对她儿子的案子(“聂树斌案”)是个好事情,假如他不如实供述,“我儿子就得被冤枉几辈子了。

张明瑞 普阳 文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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